在刘敦桢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中，谈到中国古代木架结构的优点时，提到“承重与围护结构分工明确”，因而可以装设或拆改，甚至可以预先在异地制作结构构件再运抵现场安装。这里所引用的史料为《四库全书》中辑录的宋代文献《乐全先生文集》第二十五卷。
《乐全先生文集》的作者是张方平，曾任仁宗朝参知政事，谥号“文定”，宋代应天府即南京人，后曾两次出任南京知府。
与今天的以为的南京不同，北宋时期所指的“应天府”和“南京”是今天的商丘，即周代宋国的所在地。
五代末期，宋太祖赵匡胤被后周政权任命为“归德军节度使”出镇宋州（今商丘），太祖因此将国号定为大宋，又按五德学说将宋定为“火德”，为表示君权天授，将商丘升为“应天府”。在大中祥符七年，崇信道教的宋真宗“车驾幸亳”，前往亳州谒拜老子，经过应天府的时候将应天府又升为“南京”，并进行了一定的建设，修建了重熙颁庆楼和归德殿，归德殿的设置明显是取自太祖“归德军”的经历。
《中国古代建筑史》所参考的这一段，正是张方平“奏请修南京门阙事”，我们查阅原文（文末附），可以发现大概指的是原文中的如下段落：“……仍令三司就在京事材塲事造材木地架了，因回脚空船，逐旋般載付本府，差八作司人匠，蓋造其餘合用椽箔塼瓦等物……”。可见东京的“事材场”是北宋汴梁加工京城房屋木构架的主要场所，张方平作为一位建树颇多的能臣，因此从这一奏请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若干问题：
首先是南京营建本身颇为波折，从行文中可以得知，自从真宗朝开始谋划建设到当时的仁宗朝，因为自然灾害和战争，曾多次中断。
并且每次中断后，皆“守臣久不检举”，以至于当时内城中只有真宗的御诗碑亭，其他“更无片瓦”。可见这一工程在当时南京的环境下是颇为困难的事情。
其二，他又提到“特令指揮改修重熈頒慶正門，依北京内門營造并創建歸徳一殿”，并且比北京（河北大名府，今邯郸大名县）制度颇为俭省，由此北宋四京的之间的地位如何或者如何配置，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汴河的下一站就是应天府 汴河的下一站就是应天府
其三，这里所说的在“事材场”应当指的是东京，而三司和八作司则需要分别依照不同的行政命令来指使，一个负责“材木地架”，一个负责“椽箔塼瓦”，如果说砖瓦还好说，椽如果也是八作司来制作，那么“材木地架”“事造”到何种程度则需要思考。
第四，“……並令南京預支係省錢依實直市價收買應副……”，说明八作司的产品南京府需要作价收买，那么说明营建南京这一事务的物资，南京府需要和中央之间进行某种方式的结算，需要对这一情况进行进一步考证了解其运作方式。
第五，文末提到“量留本處廂軍三二百人充役”则又存在三种可能，一种是北宋厢军（地方部队）经常用于充作营建事务的劳役（这一情况在苏轼奏请修河的预算中也有见到），本身有匠作技术来进行营造；另一种则是厢军内有类似工兵的匠作兵种可以充作这种劳役；再一种就是，确实“京事材场”运抵的部件已经加工的相当完备，剩下的工作更多的是劳役而不是在现场加工名件。
北宋时期，除东京汴梁外，还有三个陪都，洛阳西京、应天府南京和大名府北京。
在中国历代政权的“多京”设计中，北宋的虽有四京，但是四京的距离相对较近，形成了一个依托运河及道路运输的“四京经济圈”，一方面说明了彼时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达，另一方面也可能说明北宋被夏、辽两国挤压，政治影响力无法抵达云州、幽州等北方重镇，而只能不断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经营，以缓解汴梁“四战之地”的不利局面。
北宋拱卫汴梁的三个中原陪都对应在今天的大概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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