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人间四月天—林徽因

提到林徽因，大家一点会想到《你是人间四月天》这样的诗，一定会对她和金岳霖，徐志摩，梁思成三者之间的感情浮想联翩。这些印象其实大多来自民间口口相传或是当时和后世为了戏剧性的强加渲染。每当我听到这样的话，都会为这样一位惊才绝艳的女子感到愤懑不平。她应当被铭记的身份是造诣极高的建筑家，是呕心沥血保护文物的先驱者。在弟弟去世与自己病重的祸不单行之时，她仍然在稍感舒适的时候翻阅典籍，为《图像中国建筑史》的书稿做补充，修改，润色工作，床边的粗糙土纸上都是病重的林徽因心血凝结成的斑斑字迹。解放初，北京古城墙被大量拆毁，林徽因抚着城墙失声痛哭，在晚宴中，素以素雅著称的林徽因指着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你们真把古董给拆了，将来是要后悔的！即使再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这是怎样的预见性，现在的我们不正是走着这条路吗。林徽因字字句句皆深情，在矛盾持续升级之时，毛泽东一句话定了性：“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林徽因听闻后因忧惧病情急速恶化，拒绝吃药治疗后不久，便病逝于同仁医院。即使是在政治的重压下，为了心中的一股信念与热爱，她毅然站了出来，哪怕无法撼动那个时代，却也燃尽自己的最后一份气力。

我的朋友胡适之—胡适

1962.2.24，胡适先生在台湾去世，他为自己总结就是挨骂。他说过：“我挨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而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反损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对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如此可见，胡适先生是一个多么温文尔雅之人。北大文科院的一次研究报告会上，胡适对一篇文章进行点评，正当他滔滔不绝之时，研究生突然打断他：“胡先生，别再讲了，你说的都是外行话。”先生不生气，只是温和的说：“我这方面确实不精，不过，叫我先讲完可以吗?”当场人表示当然讲完，先生才继续讲了下去。梁实秋回忆说：“胡先生从来不在人背后说人的坏话，而且也不喜欢听别人在他面前说别人的坏话。”大家对胡适先生的爱国了解可能仅仅停留在新文化运动里，可是他也曾在民族危亡之时，面对着弱国无外交的困境，竭力为中国争取支援。1937.9.23胡适先生拜访罗斯福总统，面对总统提出的对战局的关切，他激动的说：“中国需要美国的支持，我想总统很快会以明快的眼光判断是非！”胡适先生的进言，让总统了解了中国人民需要美国拉一把的急切形式。一代大师，并不是只有豪情与才气，胡适先生也有着他特殊的狡猾与机敏。1949年，《人民日报》发表陈恒致胡适公开信，说：“人民自由的生活着，青年们自由的学习着，讨论着，教授们自由的研究着......”劝胡适返回新社会。但胡适看完之后只笑笑，认为信是伪作，因为陈不会白话文。幸好他没回来，若是回来了，又一名大师就此陨落。从小接受传统教育，长大后出洋留学，胡适先生实际上充满矛盾，年轻时他鼓吹白话文，简体字，西洋文化，而老年之后，他又为中国传统文化发声，原来“疑古”变成了“信古”。或许垂暮之年的胡适先生，也会后悔当初对简体字，白话文的推崇，或许他怀着对中国文化未来的忧患，长眠。对于胡适先生一生，“我的朋友胡适之”可能就是最好的评价了吧。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

年轻时的蔡元培，曾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革命青年。他曾办过两所学校：爱国男校和爱国女校。他计划让男生搞暴动，女生搞暗杀。他也曾是暗杀团的骨干成员。为了配合暗杀行动，蔡元培自行研制方便，秘密，快速的化学毒药。不久之后他后开始研究炸药。蔡还让陶成章，龚未生翻译催眠术，以备暗杀用。这与我们认识的那个温和的蔡元培似乎判若两人，不过，这不正是他对祖国一片赤诚之心的体现吗。“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使他的校园里，可以有激进青年陈独秀，也可以有留着长辫子的辜鸿铭;可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也可以大谈儒释道。他一手缔造了一个自由的王国，被后世所追求的思想的乌托邦。他又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担任北大校长期间，他曾七次辞职,因“学生运动”辞职的三次，因“教育经费”拖欠有三次，直接反抗政治环境压迫的两次。他一生写推荐信无数，几乎有求必应，但是绝对有把握和绝对没把握的不写。各机关很重视蔡元培的推荐信，又苦于太多，便与他协商，力荐之人用特殊印章盖一下，蔡答应了。结果之后所有的推荐信，便都多了印章。蔡元培将他的一生献给教育事业，革命事业，民族振兴事业。他提出兼容并包，他做到了兼容并包，这是领先了多少年的成就。这样一位教育家，思想家，我想不论是对于当时，或是现在，或是未来，都称得一句“校长”启发所有人，教诲所有人的校长。

最尊贵的中国人—辜鸿铭

北洋时代，一个中华传统文化被自轻自贱，卑微至谷底的时代，只有那么几个人，依旧顽固的保护着它们，几乎与人潮为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辜鸿铭。“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辜鸿铭，被看做“晚清怪杰”。精通9种语言，身负13个博士学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明明生长在西方，却在中国全盘西化之时，留着长辫，以这样的方式去对抗。他拥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意识。他居北京时，作家毛姆慕名拜访，抱怨他的油灯太暗，他说：“我们中国人讲求明心见性，其灯自亮，不像你们西洋人专务外表”。他一生著作丰富，《中国人的精神》这本书是他的代表作，一时轰动西方。辜鸿铭的学术研究很受西方重视，他成为我国最早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者，被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当然一个人不可能是完美的，他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显得全盘而不加筛选，他赞成男人纳妾，喜欢女子缠足，支持传统皇权统治。然而这些都无法掩盖他为中华民族文化所做出的贡献与牺牲，我认为生为中国人的我们，或许都应该向他说一句，谢谢。百年之后的我们，回望时才发现，辜鸿铭偏激的行为，是对抗整个社会抛弃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表达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沉叹息，那种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痛苦与忧患。他值得今天所有中国人尊重，不仅在于他远超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国学造诣和深邃思想，还在于他是那个积重难返，西化成风的时代中坚定不移的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在于他让世界了解到中国文化的博大，了解到中国人的不可轻视与欺侮。

除了军阀混战，国共对峙，我们对那个时代还了解多少呢？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那个新旧碰撞的时代，那个大师云集的时代；那些为了中国，中华民族而奋起的人们，不论出身，不论政党；那些或茕茕独立于动乱，眺望曙光的大师，陈寅恪，梁漱溟，太多太多：还有那些他们毕生所得的思想，理论，都应当被我们所继承，可我们却只能在偶然间，听得之言片语，可这远远不够，或许我们真的应多了解这个时代，走进思论纷飞的时代，与那些大师促膝长谈。

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总结一下：民国的底气，民族的脊梁。